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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25-06-25 22:53 点击次数:104
作者:王世华
好家风赋能徽商的发展
家风是一个家庭乃至家族成员的共同价值观,由此形成大家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。家风虽然看不见,摸不着,但家庭成员的举手投足,言谈行止,无不折射着一个家庭的家风。平时生活中我们常听说“某人家教好”或“某人没家教”,其实都反映了某人家风的正与不正。家风的形成是要靠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,而家风一旦形成,又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。
徽商是明清时期皖南徽州府下属六县(绩溪、歙、休宁、黟、祁门、婺源)商人所组成的商帮集团,向以经商人数众、经营行业多、活动范围广、商业资本大、延续时间长闻名全国。徽商从明初出现后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,徽商最后一批企业才消失。一个商帮能延续六百年之久,岂非历史上的奇迹?
奇迹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。徽商作为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帮,“贾而好儒”是他们的重要特色,因此受儒家的影响特别深。就某个具体徽州商人而言,虽然奋斗一生,积累了不少财富,但由于我国崇尚多子的观念和家庭财产诸子均分的传统,诸子从父辈那里能够承继到的财产经过分割以后是很有限的。有的由于家庭变故,徽商子弟甚至面临着家庭衰败或者破产的命运,恐怕只有少数人能从父辈那里继承丰厚的家产。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但这个商帮却能够延续六百年之久,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,继承少量财产的能够发扬光大父辈事业;继承丰厚家产的能够守得住并有所发展;面临衰败与破产的能够奋发图强,重振家业。这样从总体上看,徽商一代代承续发展,在历史上书写出光辉的篇章,其原因是多方面的,但重要原因之一,是与他们良好家风的赋能分不开的。
展开剩余87%徽商非常重视家风建设,他们知道“立品为先”的极端重要性,因此从小对子弟就进行教育,并且身体力行,从而形成良好的家风。好的家风不仅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壮大,更能将家庭热心公益的传统传承下去,发扬光大。下面我们从一个几代人修桥的故事看徽商家风的传承。
初建阮翁桥
皖南宁国府(府治今安徽宣城区)是徽州府的近邻,出产丰富,交通发达,自然是徽商青睐的好地方,所以从明代开始,就有不少徽商在这里经营。
宁国府治阻山带水,四面皆大河,东有东溪,北有水阳黄池,西有青弋江,南有夏家渡。夏家渡距城区十里,过了这条河就可通往浙江,实为皖浙联系的交通要道。但这里是万山众水汇合之处,一旦山洪暴发,则一片浩荡无际。如逢干旱,则河水干涸,舟楫不通。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麻烦。
为了解决出行困难,人们只好在河床支起木架,铺上木板,上面覆土为桥。平时自然通行无碍,可是一旦遇到水涨,尤其是山洪暴发,犹如千军万马,奔腾而下,洪水的冲激震撼,木桥顷刻而散。
按说,这些地方公共事务诸如征税、派役、治安、交通治理、水利兴修、人文教化、赈济灾荒等,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,理应得到重视和解决,更是作为“父母官”的州县官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,理应由地方官府来解决。但实际上,地方官只以“户口、钱粮、簿书、狱讼为急务”,因为这是上级考核的“硬指标”,其他的公共事务当然置若罔闻了。这既与地方官的修养、责任心有关,也与地方财政有很大关系。
明清的地方财政尤其是州县级财政简直到了非常可怜、几等儿戏的程度。按照规定,明清各县应缴纳的税粮和赋役加上其他杂项收入,构成地方财政总收入。地方总收入一般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为“起运”,即缴给中央的部分;另一部分为“存留”,即留给地方的部分。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,“起运”在很多省都是大大超过“存留”。为了使大家更有一个直观的认识,我们以同治三年安徽省徽州府黟县为例。这一年黟县的存留银只有不到2000两的银子,但是这些银子可不是县官能够任意开支的,可以说它是所有刚性支出的总和。在这种情况下,地方上的一些公共事务,官员只能徒叹奈何、一推了之了。
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有时竟然连官署的维修官府都无力进行。我们知道,“官之有署,国体所系,政令所出也。”任何地方的衙门都是政府的脸面呀,这官衙无论如何也是应由政府出资建造和维修的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作为两淮盐业最高管理机关,每年征收盐税在二百多万两,应是最重要的官署,但是到了康熙前期,渐次倾圮,由于没有维修经费,几任盐政官员也都无可奈何,把官署视为传舍(旅馆),只要不倒,能将就则将就了。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崔华从扬州太守任上迁两淮盐运使,看到此时的官署确实已是破败不堪,但就是没钱维修。最后还是两淮盐商出钱维修的,花了上千两银子,使两淮盐运司官署焕然一新。这简直是一大笑话。
知道了这些情况,我们就别指望宣城县政府能够为百姓建桥了。由于建桥费用太大,当地百姓拿不出,只能凑点钱再搭个木桥,虽然能够临时解决一些问题,但哪能抵挡洪水猛兽的冲击?所以木桥就这样架了又毁,毁了再架,老百姓甚为痛苦。
这一切都被两位徽州商人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他们就是在宣城经商的徽州歙县人阮辉、阮杰,他们两人是堂兄弟。我们知道,徽州是个宗族社会,宗族制度非常牢固,同宗同族结伴到外地经商的十分普遍。阮辉、阮杰两人明代中叶就结伴来到宣城经商创业,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,商业有了很大发展,也积累了一些资金。徽商有一个传统,就是经商致富后,都非常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,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,诸如修桥铺路、赈灾济贫、兴修水利、兴办义学等等,总能看到徽商的身影。阮辉、阮杰有着良好的家风,阮辉的父亲阮永昂、阮杰的父亲阮永聪,他们是兄弟俩,“忠厚世其家”。所以阮辉、阮杰从小就受到这种家风的熏陶。他们致富后也像其他徽商一样,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。当他们了解到夏家渡的木桥屡修屡毁以后,两人商量决定建造一座石桥。
在当时条件下,要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,要到远处山上采石,要长途运输,要设计,要建造,一系列程序非常多,当然更费资金了。为了建桥,两人实地做了考察,于是召集工匠,准备材料,整个工程始于弘治十二年(1499)五月,竣工于弘治十四年(1501)四月,石桥长一十六丈,阔一丈九尺,高二丈,下有五个桥洞,这是一座非常坚固的石桥,从此人们出行再也不怕山洪暴发了,大大便利了百姓交通。每当人们徘徊在桥上,无不啧啧称叹,更对阮辉、阮杰兄弟油然而生敬意。
为了建这座石桥,两兄弟总共花费了二千五百多两白银。这笔银子是什么概念呢?那时的物价水平大致是这样的:据史料记载,明代的米价在战乱或饥荒年份,每石米在2两银子以上,如在平常年份,每石米大约一两银子。一个五口之家,一年食米和食盐的需要大约在14.2两银子。如此看来,2500两银子可买2500石白米,也可以让176个五口之家过一年。这是相当可观的。
桥建成后,当时的巡抚彭公、巡按邱公下令奖劳,宁国知府刘廷瓒奉命备礼到阮辉、阮杰宅第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,当地的百姓都去了,人们都向这两位商人表达崇高的敬意。因阮氏兄弟是徽州人,徽州在宋代之前又称“新安”,故刘廷瓒给此桥题名曰“新安”,但当地的老百姓却称此桥为“阮翁桥”。为了纪念此事,刘知府还专门撰写了《阮翁桥碑记》。
阮翁桥的再修和重建
阮翁桥建成后,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。斗转星移,到了清代顺治年间,已经过了一百几十年。在无数次洪水的冲击下,桥也渐渐不行了,如不及时维修,很快就会垮掉。但是当时清王朝刚刚建立,全国很多地方还在打仗,国家财政相当吃紧,根本别指望政府会拿钱出来维修。而老百姓更是穷困潦倒,饭都吃不饱,哪有钱修桥?正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,一位商人挺身而出,勇敢地承担起维修任务。
他是谁?原来竟是阮杰之孙阮士鹏。此时阮氏家族仍在此经商,这样从阮杰算起,至此阮氏已是三代在此经营了。士鹏不仅继承了父祖辈开创的家业,更传承了阮氏良好的家风。爷爷建桥的故事早由父亲说了很多遍,他已耳熟能详了,爷爷的精神也时时激励着他。如今爷爷建的桥快垮塌了,他完全有责任将桥修复。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父亲说了,父亲非常支持。于是士鹏拿出几百两银子,聘请工匠将阮翁桥维修一新。当地百姓无不交口称赞。
山区的桥不比平原地区的桥,山区的桥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能否挡住山洪的猛烈冲击。木桥就不必说了,一场不大的山洪下来,就立即被冲得七零八落,即使是一般的石桥,如果不太坚固,一场稍大的山洪下来,也会被冲垮。新修的阮翁桥考虑到这一点,所以特别在关键部位进行了加固,因此多少次在山洪的冲击下都巍然不动。
转眼又过去了几十年,到了雍正年间,想不到遇上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特大山洪,从山上冲下了不少巨石,猛烈撞击在石桥上,终于将阮翁桥彻底冲垮了。
望着垮塌的阮翁桥躺在洪水中,当地的百姓痛心地流泪了。这座阮翁桥从最初兴建到现在已经屹立了两百多年,凝聚着阮氏几代人的心血和期望,给多少代百姓带来巨大的交通便利,如今却变成这样,能不伤心吗?
桥已彻底倾圮,众人都认为,在这种情况下,维修已是不大可能,只能重建。而重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。虽然经过康熙朝六十一年的发展,雍正年间国家财政已有了大大好转,但地方财政如明朝一样仍然非常拮据,连赈灾都无法解决,更别提建桥修路了。
就在百姓和官员都徒唤奈何之际,又有人挺身而出了,让人们想不到的是这次又是阮氏,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此人竟然是阮家的一位寡妇,而且是一位侧室(小妾)。
此乃何许人也?原来她是阮赞的一位侧室林氏,阮赞是阮辉、阮杰的第几代孙已不可考了,但肯定是阮家后代,他除了妻子以外,又娶了林氏为妾,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。徽商非常重视教育,他们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:“富而教不可缓也。”就是商人致富后,培养子弟读书是刻不容缓的事。于是建书屋,购书籍,请名师,只要有利于子弟读书就不惜重金。有了这样的条件,因此徽商子弟科举入仕就很普遍。阮氏当然是经商成功的宗族,所以阮赞从小读书,成人后顺利蟾宫折桂,走上仕途,被派往章邱县任县令。此前他在父亲的经商地宣城已结婚生了几个儿子,妻子在家乡徽州,阮赞又和侧室林氏,生了一个儿子阮维瑾。
然而不幸的是,阮赞在章丘令上不久就去世了。林氏矢志抚养维瑾,誓不再嫁,要将儿子抚养成人。谁知天不济美,维瑾没几年也因病夭亡了。家中唯一的希望破灭,林氏悲痛万分。
林氏自从嫁到阮家后,也深受阮氏家风的影响,热爱公益事业已是家风中的重要内容,阮翁桥的意义也深深扎根在她的心中。如今重建阮翁桥已迫在眉睫,但苦于没有资金,大家一筹莫展,于是她决定把自己积余的二千多两银子全部捐出建桥。
做出这一决定对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在古代社会,妇女毫无经济地位,她们的依靠就是丈夫,所以丈夫被称为天,丈夫死了就是天蹋了下来。如果丈夫死了还有儿子,这还是一个希望,多少女人含辛茹苦、呕心沥血将儿子培养成人,落得晚年幸福。但如果儿子又不在了,那意味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,很多妇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也就很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可林氏挺了过来,但未来的生活也只能指望自己的积蓄了。如今这些积蓄一旦捐出,就将意味着未来就只能自食其力了。
林氏主意定了后,又与阮赞的几个嫡子维玠、维璋、维琛,以及嫡孙廷荣商量,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支持。由于林氏是个女辈,很多事不便出面,大家表示共同来实施此事。林氏非常欣慰,感到生活在这样良好家风的家庭里真感到温暖。
有了林氏这两千多两银子的资金,工程正式开始,采石工、搬运工、架桥工全都上阵,原址已不便建桥,于是在上游不远处重选了一处桥址。工程从雍正九年(1731)冬天开始,直到乾隆三年(1738)春天结束,整整建了六年多时间,施工中资金如有缺口,林氏就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宝贵的首饰。就这样,一座崭新的桥梁又屹立在夏家渡的河流上。桥成后虽仍叫新安桥,但当地百姓还是称阮翁桥,以示永远不会忘记阮氏几代人的贡献。
当时的知府程侯本上任第二年就亲眼目睹新桥的诞生,不禁感慨万千,挥笔撰就《重建新安桥碑记》,他在记中感叹道:“使津梁不治,病涉兴嗟,谓非守土者责欤?”意思是说,假如桥梁不建,使要过河的百姓望流兴叹,这难道不是地方官的责任吗?又说:“予不劳而适观厥成,虽为行旅往来者称庆,而予则滋愧矣。”我没有付出任何精力,反而乐观其成,虽然我看到行旅往来称便非常高兴,但我的心中是很惭愧的。应该说知府说的确是实话。在清代的财政体制下,任何想作为的地方官面对囊中羞涩,也是无能为力的。
写到这里,我们不能不感叹家风的力量,阮氏家风一代代传承了几百年,对家族成员的影响非常深远,即使过了多少代,那种对社会公益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丝毫不变,即使是女流之辈,哪怕只是侧室,也深受家风的熏陶,视公益为己责。说来真奇怪,早在明中叶,阮辉、阮杰新建石桥后,当时知府刘廷瓒在《阮翁桥碑记》写道:“予闻郡之士大夫,称辉父永昂,杰父永聪,皆以忠厚世其家,他日新安之士,接迹而起者,必阮氏之后人也。”没想到他当时的预言竟然一一成真。一百多年后,“接迹而起”重修石桥者是阮杰之孙阮士鹏,再过几十年,“接迹而起”重建石桥者还是阮氏后人,而且是阮家女辈林氏。
这就是徽商家风的魅力!
(作者系安徽省徽学会会长、原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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