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阮翁桥”看徽商家风的传承_官署_地方_维修

作者：王世华

好家风赋能徽商的发展

家风是一个家庭乃至家族成员的共同价值观，由此形成大家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。家风虽然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家庭成员的举手投足，言谈行止，无不折射着一个家庭的家风。平时生活中我们常听说“某人家教好”或“某人没家教”，其实都反映了某人家风的正与不正。家风的形成是要靠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，而家风一旦形成，又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。

徽商是明清时期皖南徽州府下属六县（绩溪、歙、休宁、黟、祁门、婺源）商人所组成的商帮集团，向以经商人数众、经营行业多、活动范围广、商业资本大、延续时间长闻名全国。徽商从明初出现后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，徽商最后一批企业才消失。一个商帮能延续六百年之久，岂非历史上的奇迹？

奇迹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。徽商作为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帮，“贾而好儒”是他们的重要特色，因此受儒家的影响特别深。就某个具体徽州商人而言，虽然奋斗一生，积累了不少财富，但由于我国崇尚多子的观念和家庭财产诸子均分的传统，诸子从父辈那里能够承继到的财产经过分割以后是很有限的。有的由于家庭变故，徽商子弟甚至面临着家庭衰败或者破产的命运，恐怕只有少数人能从父辈那里继承丰厚的家产。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但这个商帮却能够延续六百年之久，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，继承少量财产的能够发扬光大父辈事业；继承丰厚家产的能够守得住并有所发展；面临衰败与破产的能够奋发图强，重振家业。这样从总体上看，徽商一代代承续发展，在历史上书写出光辉的篇章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重要原因之一，是与他们良好家风的赋能分不开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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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非常重视家风建设，他们知道“立品为先”的极端重要性，因此从小对子弟就进行教育，并且身体力行，从而形成良好的家风。好的家风不仅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壮大，更能将家庭热心公益的传统传承下去，发扬光大。下面我们从一个几代人修桥的故事看徽商家风的传承。

初建阮翁桥

皖南宁国府（府治今安徽宣城区）是徽州府的近邻，出产丰富，交通发达，自然是徽商青睐的好地方，所以从明代开始，就有不少徽商在这里经营。

宁国府治阻山带水，四面皆大河，东有东溪，北有水阳黄池，西有青弋江，南有夏家渡。夏家渡距城区十里，过了这条河就可通往浙江，实为皖浙联系的交通要道。但这里是万山众水汇合之处，一旦山洪暴发，则一片浩荡无际。如逢干旱，则河水干涸，舟楫不通。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麻烦。

为了解决出行困难，人们只好在河床支起木架，铺上木板，上面覆土为桥。平时自然通行无碍，可是一旦遇到水涨，尤其是山洪暴发，犹如千军万马，奔腾而下，洪水的冲激震撼，木桥顷刻而散。

按说，这些地方公共事务诸如征税、派役、治安、交通治理、水利兴修、人文教化、赈济灾荒等，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，理应得到重视和解决，更是作为“父母官”的州县官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，理应由地方官府来解决。但实际上，地方官只以“户口、钱粮、簿书、狱讼为急务”，因为这是上级考核的“硬指标”，其他的公共事务当然置若罔闻了。这既与地方官的修养、责任心有关，也与地方财政有很大关系。

明清的地方财政尤其是州县级财政简直到了非常可怜、几等儿戏的程度。按照规定，明清各县应缴纳的税粮和赋役加上其他杂项收入，构成地方财政总收入。地方总收入一般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为“起运”，即缴给中央的部分；另一部分为“存留”，即留给地方的部分。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，“起运”在很多省都是大大超过“存留”。为了使大家更有一个直观的认识，我们以同治三年安徽省徽州府黟县为例。这一年黟县的存留银只有不到2000两的银子，但是这些银子可不是县官能够任意开支的，可以说它是所有刚性支出的总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地方上的一些公共事务，官员只能徒叹奈何、一推了之了。

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有时竟然连官署的维修官府都无力进行。我们知道，“官之有署，国体所系，政令所出也。”任何地方的衙门都是政府的脸面呀，这官衙无论如何也是应由政府出资建造和维修的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作为两淮盐业最高管理机关，每年征收盐税在二百多万两，应是最重要的官署，但是到了康熙前期，渐次倾圮，由于没有维修经费，几任盐政官员也都无可奈何，把官署视为传舍（旅馆），只要不倒，能将就则将就了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崔华从扬州太守任上迁两淮盐运使，看到此时的官署确实已是破败不堪，但就是没钱维修。最后还是两淮盐商出钱维修的，花了上千两银子，使两淮盐运司官署焕然一新。这简直是一大笑话。

知道了这些情况，我们就别指望宣城县政府能够为百姓建桥了。由于建桥费用太大，当地百姓拿不出，只能凑点钱再搭个木桥，虽然能够临时解决一些问题，但哪能抵挡洪水猛兽的冲击？所以木桥就这样架了又毁，毁了再架，老百姓甚为痛苦。

这一切都被两位徽州商人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他们就是在宣城经商的徽州歙县人阮辉、阮杰，他们两人是堂兄弟。我们知道，徽州是个宗族社会，宗族制度非常牢固，同宗同族结伴到外地经商的十分普遍。阮辉、阮杰两人明代中叶就结伴来到宣城经商创业，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，商业有了很大发展，也积累了一些资金。徽商有一个传统，就是经商致富后，都非常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，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，诸如修桥铺路、赈灾济贫、兴修水利、兴办义学等等，总能看到徽商的身影。阮辉、阮杰有着良好的家风，阮辉的父亲阮永昂、阮杰的父亲阮永聪，他们是兄弟俩，“忠厚世其家”。所以阮辉、阮杰从小就受到这种家风的熏陶。他们致富后也像其他徽商一样，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。当他们了解到夏家渡的木桥屡修屡毁以后，两人商量决定建造一座石桥。

在当时条件下，要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，要到远处山上采石，要长途运输，要设计，要建造，一系列程序非常多，当然更费资金了。为了建桥，两人实地做了考察，于是召集工匠，准备材料，整个工程始于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五月，竣工于弘治十四年（1501）四月，石桥长一十六丈，阔一丈九尺，高二丈，下有五个桥洞，这是一座非常坚固的石桥，从此人们出行再也不怕山洪暴发了，大大便利了百姓交通。每当人们徘徊在桥上，无不啧啧称叹，更对阮辉、阮杰兄弟油然而生敬意。

为了建这座石桥，两兄弟总共花费了二千五百多两白银。这笔银子是什么概念呢？那时的物价水平大致是这样的：据史料记载，明代的米价在战乱或饥荒年份，每石米在2两银子以上，如在平常年份，每石米大约一两银子。一个五口之家，一年食米和食盐的需要大约在14.2两银子。如此看来，2500两银子可买2500石白米，也可以让176个五口之家过一年。这是相当可观的。

桥建成后，当时的巡抚彭公、巡按邱公下令奖劳，宁国知府刘廷瓒奉命备礼到阮辉、阮杰宅第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，当地的百姓都去了，人们都向这两位商人表达崇高的敬意。因阮氏兄弟是徽州人，徽州在宋代之前又称“新安”，故刘廷瓒给此桥题名曰“新安”，但当地的老百姓却称此桥为“阮翁桥”。为了纪念此事，刘知府还专门撰写了《阮翁桥碑记》。

阮翁桥的再修和重建

阮翁桥建成后，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。斗转星移，到了清代顺治年间，已经过了一百几十年。在无数次洪水的冲击下，桥也渐渐不行了，如不及时维修，很快就会垮掉。但是当时清王朝刚刚建立，全国很多地方还在打仗，国家财政相当吃紧，根本别指望政府会拿钱出来维修。而老百姓更是穷困潦倒，饭都吃不饱，哪有钱修桥？正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位商人挺身而出，勇敢地承担起维修任务。

他是谁？原来竟是阮杰之孙阮士鹏。此时阮氏家族仍在此经商，这样从阮杰算起，至此阮氏已是三代在此经营了。士鹏不仅继承了父祖辈开创的家业，更传承了阮氏良好的家风。爷爷建桥的故事早由父亲说了很多遍，他已耳熟能详了，爷爷的精神也时时激励着他。如今爷爷建的桥快垮塌了，他完全有责任将桥修复。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父亲说了，父亲非常支持。于是士鹏拿出几百两银子，聘请工匠将阮翁桥维修一新。当地百姓无不交口称赞。

山区的桥不比平原地区的桥，山区的桥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能否挡住山洪的猛烈冲击。木桥就不必说了，一场不大的山洪下来，就立即被冲得七零八落，即使是一般的石桥，如果不太坚固，一场稍大的山洪下来，也会被冲垮。新修的阮翁桥考虑到这一点，所以特别在关键部位进行了加固，因此多少次在山洪的冲击下都巍然不动。

转眼又过去了几十年，到了雍正年间，想不到遇上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特大山洪，从山上冲下了不少巨石，猛烈撞击在石桥上，终于将阮翁桥彻底冲垮了。

望着垮塌的阮翁桥躺在洪水中，当地的百姓痛心地流泪了。这座阮翁桥从最初兴建到现在已经屹立了两百多年，凝聚着阮氏几代人的心血和期望，给多少代百姓带来巨大的交通便利，如今却变成这样，能不伤心吗？

桥已彻底倾圮，众人都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维修已是不大可能，只能重建。而重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。虽然经过康熙朝六十一年的发展，雍正年间国家财政已有了大大好转，但地方财政如明朝一样仍然非常拮据，连赈灾都无法解决，更别提建桥修路了。

就在百姓和官员都徒唤奈何之际，又有人挺身而出了，让人们想不到的是这次又是阮氏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此人竟然是阮家的一位寡妇，而且是一位侧室（小妾）。

此乃何许人也？原来她是阮赞的一位侧室林氏，阮赞是阮辉、阮杰的第几代孙已不可考了，但肯定是阮家后代，他除了妻子以外，又娶了林氏为妾，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。徽商非常重视教育，他们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：“富而教不可缓也。”就是商人致富后，培养子弟读书是刻不容缓的事。于是建书屋，购书籍，请名师，只要有利于子弟读书就不惜重金。有了这样的条件，因此徽商子弟科举入仕就很普遍。阮氏当然是经商成功的宗族，所以阮赞从小读书，成人后顺利蟾宫折桂，走上仕途，被派往章邱县任县令。此前他在父亲的经商地宣城已结婚生了几个儿子，妻子在家乡徽州，阮赞又和侧室林氏，生了一个儿子阮维瑾。

然而不幸的是，阮赞在章丘令上不久就去世了。林氏矢志抚养维瑾，誓不再嫁，要将儿子抚养成人。谁知天不济美，维瑾没几年也因病夭亡了。家中唯一的希望破灭，林氏悲痛万分。

林氏自从嫁到阮家后，也深受阮氏家风的影响，热爱公益事业已是家风中的重要内容，阮翁桥的意义也深深扎根在她的心中。如今重建阮翁桥已迫在眉睫，但苦于没有资金，大家一筹莫展，于是她决定把自己积余的二千多两银子全部捐出建桥。

做出这一决定对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在古代社会，妇女毫无经济地位，她们的依靠就是丈夫，所以丈夫被称为天，丈夫死了就是天蹋了下来。如果丈夫死了还有儿子，这还是一个希望，多少女人含辛茹苦、呕心沥血将儿子培养成人，落得晚年幸福。但如果儿子又不在了，那意味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，很多妇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也就很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可林氏挺了过来，但未来的生活也只能指望自己的积蓄了。如今这些积蓄一旦捐出，就将意味着未来就只能自食其力了。

林氏主意定了后，又与阮赞的几个嫡子维玠、维璋、维琛，以及嫡孙廷荣商量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支持。由于林氏是个女辈，很多事不便出面，大家表示共同来实施此事。林氏非常欣慰，感到生活在这样良好家风的家庭里真感到温暖。

有了林氏这两千多两银子的资金，工程正式开始，采石工、搬运工、架桥工全都上阵，原址已不便建桥，于是在上游不远处重选了一处桥址。工程从雍正九年（1731）冬天开始，直到乾隆三年（1738）春天结束，整整建了六年多时间，施工中资金如有缺口，林氏就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宝贵的首饰。就这样，一座崭新的桥梁又屹立在夏家渡的河流上。桥成后虽仍叫新安桥，但当地百姓还是称阮翁桥，以示永远不会忘记阮氏几代人的贡献。

当时的知府程侯本上任第二年就亲眼目睹新桥的诞生，不禁感慨万千，挥笔撰就《重建新安桥碑记》，他在记中感叹道：“使津梁不治，病涉兴嗟，谓非守土者责欤？”意思是说，假如桥梁不建，使要过河的百姓望流兴叹，这难道不是地方官的责任吗？又说：“予不劳而适观厥成，虽为行旅往来者称庆，而予则滋愧矣。”我没有付出任何精力，反而乐观其成，虽然我看到行旅往来称便非常高兴，但我的心中是很惭愧的。应该说知府说的确是实话。在清代的财政体制下，任何想作为的地方官面对囊中羞涩，也是无能为力的。

写到这里，我们不能不感叹家风的力量，阮氏家风一代代传承了几百年，对家族成员的影响非常深远，即使过了多少代，那种对社会公益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丝毫不变，即使是女流之辈，哪怕只是侧室，也深受家风的熏陶，视公益为己责。说来真奇怪，早在明中叶，阮辉、阮杰新建石桥后，当时知府刘廷瓒在《阮翁桥碑记》写道：“予闻郡之士大夫，称辉父永昂，杰父永聪，皆以忠厚世其家，他日新安之士，接迹而起者，必阮氏之后人也。”没想到他当时的预言竟然一一成真。一百多年后，“接迹而起”重修石桥者是阮杰之孙阮士鹏，再过几十年，“接迹而起”重建石桥者还是阮氏后人，而且是阮家女辈林氏。

这就是徽商家风的魅力！

（作者系安徽省徽学会会长、原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）

发布于：安徽省